“南瓜老师，你在干嘛呀？我们都好想你呀。”；“西瓜老师，我问你一个数学题目，可以吗?”，尽管支教的生活已经结束，我们却还和孩子们“藕断丝连”着。偶尔发发短信，偶尔视频聊天，如同他们思念着我们一样，我们也时时记挂着他们。

    还记得刚开始来的时候，光是那漫长又颠簸的旅途就已经磨光了我们的兴奋劲。那露天的旱厕和用雨布自制的淋浴间更是如冬日里的一冷水，当头泼下，浇的个透心凉。第一夜，面对床上密密麻麻的虫子和难耐的高温，我们辗转反侧，心里想着，这可怎么熬过去啊。谁也没料到，十几天后，我们竟然也住出感情来了，在床上倒头就睡。

    汪庄小学的支教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开学第一天，分班问题就让我们心力憔悴。有个八岁的小女孩小坪，下半学期该上三年级了，我们也是把她分到了三年级。但是，由于她还有一个应该上一年级的妹妹，所以在家长的默许下，她陪着妹妹一起上了一年级。我们不断和小坪沟通，希望她能在适合她的年级就读。但劝说失败，迫于无奈，我们只能让她呆在一年级，而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年级大多都是从幼儿园升上来的小朋友，连拼音都不能完全认识，所以我们的教学主要侧重于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和卫生习惯，专业的课程只会浅显的涉及。这对于一个要上三年级的小朋友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也只能尽量在课下给她讲一些更深入的知识，让她有所收获。

    最让我们牵肠挂肚的是小君，他是唯一一个我们所有成员看着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呀，上课调皮捣蛋不说，还经常和同学发生矛盾，最令人忧心的是，他的性格孤僻倔强。每次找他聊天，他的头总是高高仰起，翻着白眼，眼睛从不和你对视。他的话也少，和同学发生矛盾了，问他，扭着头不看你，也不吭声。我们想尽了点子，最后发现他非常渴望关注，写上一个字也要拿到老师那儿，问问“我写的对吧？”。你如果告诉他写的很好，他就会很开心，坐回去继续写，一会会又跑过来问你。如果你不理他，他就会一直问一直问，直到你说好才继续写。我至今都忘不了，我们要走时，他睁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你，一遍遍的问“你们要走了吗？”“都要走了吗？”

    农村孩子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学习上，更体现在生活上。有一个孩子，我们甚至看着他三四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这里的孩子每天都是脏兮兮的在泥土地里摸爬滚打，摔破了，划伤了也无所谓。我们带来的医药，唯独只有碘伏不够用，每一天都在为孩子们处理伤口。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小女孩的手指在家里被拉了一个大口子，家长就用几张卫生纸包了止血。等到第二天上课，我们发现的时候，卫生纸和着血粘在手指上已经又脏又硬了。我们只得用温水一点点的将纸清理干净，再用棉花清洗伤口(肉都已经外翻了)，最后用碘伏消毒，包上纱布。整个过程，小姑娘都很淡定，我们反而不放心，嘱咐她回家让家长带着去卫生所看看。

    我们在家访后更是感到自己的无力，越是了解情况，越是无可奈何。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一家也都至少两个孩子。爷爷奶奶在家里往往又要种田，又要照顾四五个孩子，难免有些不能顾及到的，所给予的最多也就是温饱。

    二年级小琪的一句“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想看见自己的未来。”深深烙在我心头上。我们微薄的希望，短暂的支教学习能够给予这些孩子绘画梦想的彩色蜡笔。

    临走前，孩子们折了许多折纸，写了许多贺卡。每个老师都收到了一叠，看着那些稚嫩的笔迹，青涩的脸庞，我们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还记得离开的那一天，“砰——”一声，大铁门重重的合上。我们坐在车上频频回头张望，我们都知道，以后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