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赫曦台，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视觉中国供图

    江西省九江市，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视觉中国供图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期，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我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高度。其间，书院受到各方重视，总数达到720所，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可谓多矣。两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而“南宋四大书院”以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的大师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开创出一种新格局、新传统、新制度，形成魅力无限的人格化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一、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

    宋初，久乱初平，长期被战祸压抑的民间教育诉求开始喷发，而这时的政府却无力兴复唐代旧有的官学系统。于是，历史赋予书院以替代官学的角色，在满足教育需求的努力中，强化着书院的教学功能。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起赵宋政权。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于文教；连年用兵又耗费了有限的财力，统治者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代建立的州县乡党之学等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始终没有恢复，而处于一种基本瘫痪状态。

    中央官学的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的瘫痪，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对于政府来讲，无处养士，也不利于政权的维系与建设。面对这种形势，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沿袭前代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一方面大力提倡科举，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取士名额，试图收尽天下遗逸；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60余年的时间内，朝廷通过连续不断地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培植出以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为代表的“天下四大书院”，并且以其声名显赫之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集中体现了宋初书院替代官学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强化的教育教学功能。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宋初对书院的提倡，是政府在短期内无力恢复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学系统而采取的一种权变措施，可以说是迫不得已。这和唐玄宗的“广学开书院”有着极大的区别，唐代是锦上添花，宋初则是非此莫求。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兴学，它就会回到传统的养士“正途”即官学系统，而舍弃对书院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书院在宋初只是暂时充当替代官学角色的地位。

    二、书院教育教学功能的强化

    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其强化教育教学功能的最大表征。这种情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民间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湘阴县民邓咸所建笙竹书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训育族中子弟为主，接纳四方游学之士。结果，湖北江夏冯京、安州郑獬二人以负笈其中而双双高中状元，是为科场盛事，在士人的“美谈”之中，笙竹书院难免不被视为科举圣地。于是，加强教育，重视教学，以期培养更多的“状元”，就自然而然成为笙竹书院的自觉追求。社会期许使然，强化教学成了书院的必然选择。

    官府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以应天府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它的院舍虽由士人捐建，但成立则是奉朝廷诏令行事，教学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学生享有解额特权。天圣三年（1025），应天府增加解额三名，到地方乡贡之年，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更多。应天府书院既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如何教学生应试就成了平时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且该院办学几十年，学生累捷于科场，发迹成名者不绝于时。曾主掌书院教学两年，后来又主持庆历新政大兴官学的范仲淹，在其《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津津乐道者，也就是科场题名。

    总之，宋初书院无论官私，大多以其替代官学角色的身份，围绕着科举考试组织自己的教学，强化着自唐代以来即有的教育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四大规制的形成，书院内部结构日趋完备。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被强化的教学功能，决定了后世书院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谓影响深远。然而，也正是这种强化了的教育功能，带来了将书院仅仅看作是教学机构的错觉，甚至有将非教学的书院强行打入另册的做法，这对书院文化的研究是有害的。作为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书院所蕴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它有着众多的文化功效，我们不能将一种特殊时期受到特别放大的功能当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实上，北宋后期书院的发展也出现了自别于教学一途的局面。

    三、科举的危害与理学家的化解

    强调教育教学功能，将书院视作学校，这是宋代书院的一个特点，而其结果就是书院与科举相结合。它是历史的选择，对书院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自从选士的科举和养士的学校扯到一起，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就成了令人头痛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北宋中后期三兴官学就有将二者剥离的努力，但积重难返。

    南宋理学家们也曾有过对官学进行改革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弃置官学，转而致力于官方书院的建设。具体的做法仍然是从批判科举入手。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可见岳麓书院并不反对科举，但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这种态度比较现实，意在科举之外另辟新径，以达到书院的教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的做法更为灵活，朱子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此举意在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其用心仍然是在以书院来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

    等到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为石鼓书院作记时，他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提出在地方官学之外，“别求燕闲清旷之地”，另立门户，创建官办书院，“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也就是说，在理学家们看来，官方书院和州县官学同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而书院被定位在补充匡救州县官学不足的坐标上。这与替代官学的北宋初年完全不同，理学家们这时追求的目标是：让官方书院主要作为修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

    官办书院如何去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呢？理学家们设计的理想目标是，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关于这一点，朱子曾清楚地表述为：“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理学家并不泛言反对科举，只将反对的目标锁定在仅仅以科举为目的这一点上，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

    南宋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救正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张、朱子的长处，“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是陆九渊的强项。

    四、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

    南宋的理学家们，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

    书院与士人、学者、学术和学派之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关系。聚集学人、研究学术、开创学派是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最典型的表征。书院不同于个人书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自从有了书院，就有了书院和士人的双向选择。一方面，作为士人、学者，他进什么样的书院，有自己的考虑，心中存有一种标尺，中意则进，不合则退；而另一方面，作为书院也有一个进取去留的标准，不希望不合自己要求的人留在院中，以免成为害群之马。这样，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目标之下，个体的学者、士人就结合在同一个书院，是谓学人与书院的结合。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以书院为大本营，研究学问，创新学说，培养传人，聚集学术团队，使得书院和理学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而且，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隐显同时，荣辱与共，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这种相互交错的结构形态和盛衰同命的生存状态，可以称作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它表明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则为书院的精神，是为南宋书院的最大特色。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经历乾淳之盛、庆历党禁、嘉定更新三个时期，经由几代人的努力，始得完成。书院和理学的一体化，在实际生存状态中，有形可察，有迹可寻，具体表现为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那就是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辑语录，四位一体。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书院思想与哲学生命的光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以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无论学人的培养、学术队伍的建设、学术网络的建立、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学术观点的提出与论辩、学术著作的出版与传播等等，都可以在书院内部进行。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书院与学术的流变图：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书院在明代成为新学思潮的大本营，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音。

    需要指出的是，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不仅使新儒学流衍传播于中国大地，而且随着二者一同移植于东国朝鲜、东洋日本，乃至越南，开创出东亚这一不同于佛教、伊斯兰教的儒学天空，捍卫了华夏文化在东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

    五、书院的制度确立

    南宋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其管理亦借鉴官方学校、禅林精舍、道家清规，形成各种制度。诚如朱熹所称“近世于学有规”，制度化管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吕祖谦乾道年间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陈文蔚的《双溪书院揭示》、徐元杰的《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以及《明道书院规程》等为代表，书院完成并确定了自己的制度体系。

    书院制度的确立有如下几个主要标志：第一，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使书院具备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实上，书院对中国思想文化在南宋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伟。第二，规制日趋完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表明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组织。第三，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务后勤、学生自治等相互联属的几大条块，说明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书院开始制定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南宋后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后，书院更有了共同的准则。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标志。

    书院管理体制具有比较严密、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其内容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山长负责制、堂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二是师资管理，主要是山长的遴选，或重学行，或重科举出身，从制度上提出资格的要求，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及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三是生徒管理，入院肄业要经过考试且有名额的限制，学业德行各有要求，言行举止皆有尺度，建立了考勤、奖惩制度。四是教学管理，山长授课依课程定期进行，有授讲、签讲、覆讲等方式方法，生徒学习按早上、早饭后、午后、晚上四节，各定功课，形成“日习例程”，每月定期考试。五是经费管理，经费的筹措，常年开支的分配，各有定规，它从经济上保障书院的正常运行。

    六、结论

    综上所述，宋代几百年的努力，开创了书院历史的新纪元。首先，教育教学功能的强化，使得书院成为一种可以独立运作的学校，它和官学、私学鼎足而三，共创中国教育的新格局。其二，作为学校的书院，饱受科举之害，理学家们从批判科举入手，引入理学教育理念，开启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教学之外，学术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皆成为分内之事，文化创新变为一种新的传统。其三，书院制度的确立，是教育与学术激荡的产物，是一种制度创新。这种新格局、新传统、新制度，无不体现书院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如何继承这笔宝贵财富，弘扬其创新与开拓精神，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