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飞机落地上海，悬着的心也终于安定下来。实践暂告一段落，信息整理和写作却又才刚开始，联大之旅仍在路上。

    我所在的长沙-昆明分队7月3日清晨从上海出发至长沙，7月5日凌晨飞往昆明，7月9日返回，在长沙和昆明采访了中南大学档案馆黄珊琦、原中南工业大学基建处姚诤、西南联大校工陈有余、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戴美政、博物馆馆长李红英、西南联大讲坛主办及杂志编辑龙美光、杨光社校友后代杨万河等人，走访了昆明十四冶、昆明广播电台旧址、西南联大博物馆、闻一多故居、圆通公园等大量遗迹旧址。

    行程中，遇到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极为热情，尽全力予以支持和帮助，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毫不吝啬地与我们分享各自研究成果、介绍采访线索，不畏酷暑地带领我们走访参观。同行伙伴也各有分工，一路上认真实践，妥善安排吃住，与我共度一段难忘时光。

    此行长沙-昆明，感悟有三：

    一是感受到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在东部城市出生长大，于我而言，昆明虽远却不至于称上落后，于是采访过程中几名采访对象对“边陲”、“偏远”等词的毫不讳言让我稍有疑惑。敲醒我的是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所面临的困境：这所完全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校，坐拥如此之多西南联大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却在挖掘、保护、传播西南联大历史的过程中极度地缺乏资金和各方面支持——因为它在云南，在一所非211、985工程高校。如今旧馆内容、形式缺乏吸引力，新馆建设在即，李馆长与我们就博物馆设计、人工智能等技术相谈甚欢，但资金的严重短缺实为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是感恩与这些亲历者、传承者、研究者相遇。黄珊琦、戴美政、龙美光等人都是为了史实东奔西走、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里耗过无数日月只为得到一手材料的研究学者。即使辛苦，甚至得不到工作单位和家庭的重视理解，他们都坚持对事实负责，真正称得上“一丝不苟”，有一份材料讲一句历史。陈有余老人九十六岁高龄依然支持张罗校友会，我们离开时他九十岁的老伴儿也跟出来嘱咐我们去学校某某地点时可以多留个心。姚诤老人八十四岁，冒着长沙七月午后的烈日，背着布包骑自行车来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找不到的资料和记不起来的事情满是遗憾。杨光社校友的女儿杨万河女士答应接受采访后就开始整理家中各种资料，并慷慨赠予大量父亲留下的资料和所作诗文。

    三是享受这个攻坚克难，追根刨底，不断走近完整、真实和历史的过程。自四月份准备面试加入“记录中国”团队，后得知担任负责人和长沙-昆明小分队队长，至七月底初稿完成，我所经历的焦头烂额和柳暗花明或许是不同于其他队员的。面对如此庞大却距今稍远的选题，如何从大量已有资料中获得线索、选取并联系采访对象，如何拟约采邮件和采访提纲，如何与团队成员分工（前期准备、财务、宣传等），如何安排时间行程与采访对象接洽并维护后续联络，这些都是我近三个月以来始终头疼的。行程中，纵有美食美景，我却时时刻刻都需顾虑能否顺利完成采访，能否获得足够信息支撑稿件，能否在约定时间前抵达。在此也要特别特别感谢在联系采访对象以及采访过程中予以大力支持的周笑老师和陈竹沁学姐（澎湃新闻记者），幸而有他们此行才能完满，老师与学姐在采访中的表现更是让我在如何设问与追问方面收获极大。在多日行走、信息量巨大的情况下，她们依然保有十足热情，尽最大努力联系每一个可能联系上的采访对象，不断逼近细节，这些都是我和“记者”两字所相差的距离。周笑老师作为教授与我们同吃住，一同赶凌晨5点的飞机，在路边排挡解决晚饭，还随行随与交流学术和生活，颇有当年教授带队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风采。七月抵家中写稿，如今捋顺头绪，将庞杂的历史信息一一归位，西南联大的真面目日渐浮现，那时学者的趣闻亦是让我流连。依然印象深刻某日周笑老师问陈竹沁学姐：你愿意一直在一线做记者吗？学姐肯定地点头答道：我要做记者的。感动以及钦佩！

    过衡湘，在山城，八十年弦歌未绝。如今的高考生们总是将宿舍条件、周边娱乐都放入选择高校的标准之中，然而那时的人们却为了学问，背起行囊就从京津一路来到了西南昆明，炮火和贫穷亦无力阻挡岁月峥嵘。西南联大的故事说不尽，那些近乎脸谱化的闻一多、金岳霖、陈寅恪们，其实背后满是鲜活的、充满张力和震慑力的、烙着战火时代印记的故事。留下他们，留下历史，留下一代高校奇迹，留下我们对知识分子所应永远保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