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三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作编注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是，因不认同《三字经》中有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大胆对其进行了一些删改，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

　　《三字经》为宋儒王应麟所作，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它浅显易懂，取材广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等丰富内容，而且其三字一句、整齐排列、合辙押韵的形式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自元代之后，《三字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流传，还传播到韩国和日本，近代以来更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甚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向全世界发行。

　　改了什么？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三字经节简注本》删掉了“三纲”、“君臣”等内容，如将原文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改为“三求者，真善美，多思考，常在心”。全书快结束时，有两句“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改为“为祖国，为人民，寻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等。

　　《三字经》中涉及“三纲”、“君臣”的，还有其他内容。另据宗璞介绍，限于精力，她自己没有作更多的删改，但衷心希望有人能做这一工作，“可能还有提到‘三纲’的地方或有别的不当处，我就没有力气去研究了……我希望有人印一版新《三字经》，将‘三纲’那几句话去掉，也许有更好的词句代替。可以讨论。我以为真善美是我们应该多思考，常在心的。”

　　为什么要改？

　　宗璞在《三字经节简注本》序言中自述道：“我不喜欢其中的‘三纲’思想，‘三纲’尤其是君臣道义，长期束缚了我们民族思想的发展，早该彻底清除。我们废除帝制已经100余年，皇帝早已不存在，何必再讲君臣关系。删去‘三纲’以后，加上了一些想法，这本书并没有坍塌，而是更精炼了，更有光彩了……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怎样取，怎样去，空谈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在这一点、那一点，这一件、那一件的具体事物中实践，把坏的清除，把好的留下。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国学，知识粗浅，只能尽我微薄的力量，衔一粒沙，添给大厦。这是一粒具体的沙。”

　　另一编注者李存山介绍，《三字经》在元、明、清三朝都有不同的版本，现在流传最广的《三字经》版本是清朝贺兴思的“注解备要”本，《三字经节简注本》也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的。李存山表示，既然《三字经》的版本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那么自民国以后，我们的政治制度较之此前的封建王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字经》自然也应该作出相应的修改，使之更适合现在的儿童来学习和诵读。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宗璞删改《三字经》里“君臣”、“纲常”内容的想法可谓由来已久。在2014年年底发表的一篇名为《美芹三议》的文章中，她就提到对《三字经》中“三纲”思想的不认可：“我从翟志成教授的书里知道，在秦以前，儒门的思想其实是双方都有责任的，要求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后来，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一方绝对统治、一方绝对服从。《三字经》里那几句话（指“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编者注）必须删除扔进垃圾堆。因为小儿读者这样多，更必须早一些改掉。以免在我们可爱的后代小脑袋瓜里又装进一些糨糊。全书删去‘三纲者’那几句话，并不影响文字的连贯。”

　　外界怎么看？

　　《三字经节简注本》的出版方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删减的同时，他们还请钱文忠、刘心武、黄荣华三位文化学者作联合推荐。出版方表示，他们也觉得《三字经》里面有些内容并不适合现代家长用于对孩子的教育，“这本拼音节简注本《三字经》是我们经过精心挑选、反复酝酿之后再出版的，它的装帧设计也是非常精美的。”

　　不过对于宗璞的观点，学术界早有不同意见存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小鸥曾通过个人博客发表文章表示不认同，“宗璞认为，‘《三字经》里那几句话必须删除扔进垃圾堆。’这一说法使我想起新文化运动时反对‘贤妻良母’的主张。我记得有质疑者问：不要贤妻良母，难道主张女人都作恶妻劣母不成？其不通是显见的。”他还引用《礼记·昏义》、《郭店楚简·六德》等古书中的字句说明：“《三字经》中‘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几句是有来历的……这几句话，并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心血来潮杜撰出来，也不是哪一位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总结。即使在今天，难道要君臣无义，父子不亲，夫妇不顺吗？”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由于刚出版不久，而且是针对低龄儿童群体的拼音本，目前该书在豆瓣读书上尚无条目，在亚马逊和当当等购书网站上也无人评论，只有在京东图书中有寥寥几条评论，内容都为“经典书籍，值得推荐，买来给小朋友看的，学学国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给小朋友看的”之类。可见，购书者应该只是奔着《三字经》的名头而去，并没怎么在意宗璞的删改。

　　文/本报记者 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