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君的话：

　　听说学校把13岁的孩子开除了！告诉我你啥感觉？如果这孩子是带头打人的呢？告诉我你啥感觉……在安徽的某艺术学校，几位如花似玉的女孩，群殴另一位女同学，还拿凉水浇，造成其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她们可是学习艺术的啊！我也很揪心，这么小的孩子到社会上能干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听到这样的故事特别痛心。

　　这样的校园暴力不能“声讨”和“警告”收尾？

　　是不是你也这么想？

　　可是对于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那到底怎么惩罚才合适？

　　有人说，要降低刑责年龄，不能放纵他们犯罪；也有人说，要教育挽救为主，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和时间。

　　到底应不应该降低刑责年龄？这样的争论还在持续！

　　近日，在共青团中央的四层会议室内，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论证会暨团中央议案建议提案办理答复会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20多人坐在一起为保护未成年人出谋划策。

 

　　正方：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北票市高中老师刘宏艳：

　　呼吁降低14岁这一年龄，“这种标准没法约束一些天然的犯罪。

　　建议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修改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要充分的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文化教育为主，劳动教育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位高中老师王家娟：

　　对于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在这个年龄范围内累犯的话，应该取消他的刑事豁免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有一些案件，性质非常轻微的，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可以采用不起诉的方式。未成年人保护，不应该盲目地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对特别恶意的犯罪采用“恶意补足年龄”的方式，震慑这些孩子。

　　故事：

　　王家娟问一些学生：“你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吗？你做错了事儿怎么办？”　

　　“找我爸，找我妈摆平。”有孩子回答，这让她有些失望。

　　从2013年开始，王家娟一直对青少年犯罪情况进行调研，在一个学校，有学生组织成“青龙帮”“虎头会”的学生帮派，成员基本上是富二代。一次，“青龙帮”成员到“虎头会”成员的寝室，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学校询问情况，学校却回答“没事，学生就破了点皮”。学校也没有给公安机关也没有报案，双方就私了了。

　　反方：不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不“放羊”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英辉：

　　不主张降低14周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数还是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不是他本身的原因。如果这些孩子换一个环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随意降低年龄，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让未成年人承担有点不公平。

　　从医学角度，他也给出理由，有大量的医学、影像学证明，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26岁之间，所以未成年人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样，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另外，他的认知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加重刑罚惩罚的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不过，他认为以上两点理由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担心的是，未成年人出现问题之后，社会对他们干预方式是非专业的，简单用处罚方式对待这些孩子，让他们的人格形成、再融入社会和正常人际关系交往都可能会形成障碍，甚至会形成反社会的倾向。

　　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给他定罪，不是不管他。如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民众对降低责任年龄的呼声也不会这么高，管束的时间可以更长，比如定罪3年，管束时间可能达到5年或者6年，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把他矫正好为止。

　　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一定要专业，比如探讨设立专门的少年警务机构。

　　如果机构不专业，光降低犯罪，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办案的效果有时候是相反的。

　　宋英辉观察到一个现象，北京的检察机关做了相关统计，违法犯罪的孩子劝退率在60%，劝退之后的复学率是23%。劝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学，小孩儿不能读书。那么问题就来了，越不能读书，他们的重复犯罪率就会越高，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能无缘无故的把学生劝退或者开除，实在管不了的孩子，可以进入专门学校或者其他机构，但不能把他推到社会上。

　　“我们跑了十几所工读学校，很多人反映学校里面有25%的学生，完全是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对教学的课程不感兴趣，这个要变不了，教育失败将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他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记者：章正

　　编辑：陈凤莉 李雅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