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学校五年级性教育课教师李明一再对记者强调，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主持者刘文利教授在对教师们进行培训时，特别指出不回避的一大原因，是因为近年频发的性侵案。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害儿童(14岁以下)案例433起，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27.35%。被公开报道的案件中涉及的778名受害者中，7岁以下的有125人，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2岁。

　　此外，另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

　　无独有偶，无论是希希学园的创办人韩雪梅，还是担任性教育课老师的李明，“性侵”都是他们决定接手性教育这颗烫手山芋的主要原因。

　　“这几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注意到，社会上出现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件频发，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从性教育的角度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按照珍爱生命教材安排的课程进度，每学期只有6节课，因为学校老师人手有限，没有专门负责性教育课的老师，目前在希希学园合作的14所打工子弟学校中，有10所学校的性教育老师由班主任兼任，其余4所则由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担任，最多的时候，苗颖和韩雪梅一天要转三个场上课。

　　大兴行知学校的英语老师李明则是兼任性教育课教师。

　　与上英语课不同，李明坦言，尽管性教育课不计入考试，但这节课甚至会带给她更多的满足感。主要来自学生与其互动的增多以及对她讲课的肯定因为没有考试压力，她会有意识地在性教育课上让学生参与，通过清江喜剧的方式来调动课堂气氛，而一些文化课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被意外滴发掘出表演天赋。

　　更让她欣慰的是，课后学生会主动跟他交流一些性知识，这让她有种被信任的感觉。

　　可回到家中，面对同样上小学的儿子，李明却陷入纠结。

　　这个在课堂上对月经遗精侃侃而谈的老师，却不敢对儿子讲授课堂内容。

　　她怕孩子被孤立。

　　“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他们没有专门的性教育课，如果我对孩子讲了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他会想和同学交流，但同学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就有呗排挤的危险，我不敢冒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材深陷出版以来最大的舆论风波，但也让公众对其关注度大大增加，且好评不断。

　　在豆瓣上搜索《珍爱生命》，评分一度达到了9.7(最高标准为10)，这在一向给人“严格、挑剔”印象的豆瓣评分中十分罕见。与此同时，评论下方，网友几乎一边倒地留言点赞，甚至网店也一度出现断货。

　　儿童性教育该如何开展？

　　在初期的质疑引爆对教材的关注度后，徐宝淑注意到，无论是她所关注的教育类公号还是身边的朋友，都对尽早对儿童开展性教育表示赞同。

　　已经在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的韩雪梅并不满足，她更大的诉求，是希望有一天大多数公立学校也能开展专门的性教育课程。

　　教育部所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该教材的主要依据。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针对儿童性教育，虽然纲要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执行现状堪忧，有舆论直指“在落实层面上，性教育一直缺乏实质进展”。

　　儿童性教育该如何开展？对此，国内性领域研究专家李银河表示，开展儿童性教育需要三要素，即书本、教师、学时。《珍爱生命》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的普遍认可，但在大多数小学，却缺乏专业的教学老师以及相应的学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把关注点放在学校，他指出，开展儿童性教育需要建立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具体何时开展、每个阶段教授什么内容，这都需要科学论证，而论证的依据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学校实际情况来定。

　　更被人忽视的，则是家庭对性教育的重要性。长期“羞于谈性、耻于谈性”的禁锢，让孩子很难从父母口中了解人体结构和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跟孩子相比，不少家长也需要补上性教育这一课。”苗颖说。

　　除了继续在打工子弟学校推广性教育课外，希希学园今年则把一部分工作重心，转向了社区。韩雪梅想从社区的孩子突破，通过定期举办讲座的方式，让孩子接触了解性知识，也让家长在亲自体验中慢慢改观。

　　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主要通过向社会筹款的方式募资，从2015年成立以来，韩雪梅坦言，希希学园如何顺利运转也是摆在她面前的难题。

　　可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教材遭受质疑后，与其合作的14所学校的性教育课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甚至收获了不少支持。

　　“有争议说明关注的人多，有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重视，让公众了解尽早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

　　这让她看到了希望。

　　(为保护受访人，文中小学生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