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二字，说起来并不复杂。“廉”就是房子屋檐的角，本意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洁”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廉”和“洁”组合起来，就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尤其是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洁摆在第一位，因为廉洁是从政的基础。

    首先，廉洁，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人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童年。童年是斑斓而美好的，天真无邪的，没有烦恼和忧愁，即使有愁，也是人们常说的“为赋新诗强说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靠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信仰而战斗，他们高兴快乐，这就是幸福的源泉。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有些人却感到不快乐、不幸福了。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求上进，没有信仰了，我想不尽然。我认为：现在有的人还是有“信仰”、有“追求”的，只是他们的信仰错位、是非观念混淆，他们开始信仰金钱、财富，欲豁难填，追逐感官刺激、享受，满脑子的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由于求之不得、获其不足，所以心生烦恼。

    我在深圳生活工作了多年，有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被百万网友评选为深圳的“十大观念”之一。深圳人热爱公益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有“志愿者之城”的美誉。其中由公务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队伍组成的“蓝马甲”义工队更是鹏城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深圳人深知怀着纯洁真诚美好的情感，多为他人做好事，多赠人玫瑰，自己心里也会感到欣慰和快乐。

    但现在有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心想着索取，两眼冒着贪婪的光，从此与廉洁背道而驰。人们常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你拿了人家的东西，还算干净吗？还能硬气吗？现在有一股邪风，有的人无论办什么事，都习惯送钱送礼，这个歪风要抵制。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带头抵制。所以我认为，有的共产党员之所以感到不快乐、不幸福，就是因为片面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放松了对自己做为一名合格党员的要求。

    第二，廉洁，可以增加人的智慧。在中华文明史上，廉政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提的“八德”中，就有“廉”。春秋时期，管仲在《管子·牧民》中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话说得非常深刻。宋代欧阳修在《廉耻论》中说，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明朝郭允礼更是将“廉”和“公”连起来作了解答，他在所撰《官箴》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等等。据此看来，我们的古人对廉洁的感悟和智慧，尚且如此丰富深厚。

    可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却领悟不过来了，不懂得“穷养志，富养德”，不懂得“公生明，廉生威”。而只顾“富润屋”，忽视了“德润身”。有了钱，只顾自己吃喝玩乐，不懂得修身、立志、养德这些做人的道理，一味地贪婪纵欲，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

    纵观历史，我们前人关于修身、立志、养德的例子很多，廉洁做人的例子也是很多。这些例子无不渗透着智慧，彰显着做人的道理。比如，清朝有位叫张英的宰相，因其桐城的老家在宅基地问题上与邻居吴家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告之，希望在京城做官的张英过问一下，使邻居让步。但张英给管家的回信中只有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由此可见，张英是懂得谦让，懂得“德润身”，他知道德应从舍中求，德应从廉中求的道理。因而妥善地处理了一场纠纷，这难道不是折射出的一种智慧吗？其实，这种智慧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可以获取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心静则慧生”一切都可从廉洁中来。

    第三，廉洁，可以提升人的境界。在我国，很多人都喜欢三国时期的关羽，因为关羽在传说中是忠义的化身。也有人喜欢春秋时期一个叫陶朱公的人，这个人就是吴越争霸中的范蠡。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就隐居到山东一个叫陶的地方做生意，自称“朱公”。他的钱财是三聚三散，赚到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获得了“富而行其德”的美名。这就是古代志士仁人崇尚的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境界。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是人们所熟知的，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广为流传。范仲淹这个人确实不错，做人做得好。他到江浙那里做官时，推行新政，兴修水利，最后死在徐州。他一生虽然没有什么钱，可他造福穷人，福及子孙，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尤其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两句话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更是悟透了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中国有句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位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作者系深圳报业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刘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