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03来源：美文杂志
《美文》2017年03期 特别推荐
书架上的他
◎ 余秋雨
一
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刚回家，妈妈就急急地告诉我，有一个家乡人打来过电话，却猜不出那人是谁。妈妈认为，能打电话到家里来的家乡人，她应该都认识，今天怎么会猜不出来？这会不会失礼？因此着急了。
那时候，我突然变得很忙，生活无人照顾。妈妈每三天来我家一次，给我做点饭菜就回去照顾爸爸了，不会等我。今天等着，证明她一直为那个家乡人而不安。
我坐下来，问妈妈：“怎么知道对方是家乡人？”
“一口老式余姚话，怎么不是家乡人？”妈妈说。
“老式余姚话？”我问。
“就是你外公说的那一种，连我听起来也像是长辈，因此更怕失礼。”她说。
这下我也纳闷了，抬起头来想了想，又问妈妈：“他难道没报个名字？”
“报了，一个奇怪的名字，他说你知道。”妈妈说。
“奇怪的名字，叫什么？”我问。
妈妈笑了，说：“听起来就像我们乡下隔壁大婶的绰号。大婶是种落谷的，大家都叫她落谷婶。但打电话来的是男人，怎么也是这个名？”
落谷是家乡对玉米的叫法，在上海叫珍珠米。
“男人自称落谷婶？”我这个反问一出口，立即就笑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
我说：“妈妈，他叫陆谷孙，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下妈妈奇怪了：“他满口余姚话在上海做教授？”
我说：“他不单单会讲余姚话，还会讲上海话、普通话，而且，英语讲得特别好，把外国人都吓了一跳。”
“那他怎么知道要给我讲余姚话？”妈妈问。
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他也是余姚人。而且知道你在家乡住过，所以在电话里一听说是你，他就改讲余姚话了。”
“他的余姚话怎么这样老派？”妈妈又问。
我说：“他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回余姚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上海。余姚话是他的一种记忆，存放在那里，就捂老了。”
妈妈笑了，说：“那你赶快给人家回个电话。”
我说：“我过一会儿就打。”
——这件电话往事，我很早就写在长文《乡关何处》里边。后来陆谷孙先生在复旦大学主持我的演讲，我一开头又说了这件事，听讲的学生笑得很开心。陆谷孙先生在台上也笑着说：“因为你那篇《乡关何处》，问我的人不下于一百个，至少一半是浙江人。”
今天我再写这件往事，心中颇为伤感，因为陆谷孙先生已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离那个电话，恰好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是段不短的历史，而这三十年的变化又是如此之大，真是难于表述。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想用《三十年前的一个电话》，却又觉得太纤巧，太私人化了。其实由于文化着力点的不同，我与陆谷孙先生的私人交往并不频繁。只是互相确认是“老朋友”，复旦大学要我做什么事，总会请他出面，而只要他出面了，我也立即答应，如此而已。比“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要浓一点。但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几度回想，觉得我们两人之间的那些交往，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境遇，以前不会出现，以后也不会再有。因此，不妨写一写，也算留下一点资料。
二
我初次认识陆谷孙先生，比那个电话还早了十几年，也与家乡余姚有关。
那应该是一九七三年吧，“文革”还在继续，但风向已经改变。中国已经被暴虐的政治运动拖得筋疲力尽，近于崩溃，政治老人死的死，逃的逃，病的病，不得不转向了。于是以最高规格接待美国总统，又热热闹闹地重返联合国。这一下，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外语、抢救教育、抢救教材、抢救人才了。高校教师本来已发配到农村劳动，也都责令立即返校从事抢救工作。于是，陆谷孙先生被指派参加了一个由各校混合组成的词典编写组，我则被指派参加了一个同样有各校混合组成的教材编写组。
我所在的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一号楼底楼的几间简陋屋子里，我分到的任务极少，不到三天就做完了。但我还是天天去刚刚开放的图书馆，因为当时我已经悄悄在编一部更大的教材《世界戏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资料比较丰富。
图书馆离外语系不远，我每次离开图书馆后都会顺便到外语系看望翁义钦先生。他的夫人张立里女士也是余姚人，我们早就熟识。
余姚人见面总会大谈余姚，张立里女士也不例外。话题从杨梅、水磨年糕到王阳明、黄宗羲，当然，也少不了上海各校著名教师中的余姚人。在把余姚人胡乱吹捧一番之后，我们又产生了担忧，似乎很多人会来冒充。张立里女士说，早有一个办法可以识别，那就是说一句外地人不可能听懂、余姚人却全都知道的土话，扔给对方。这句土话我只能用拼音来勉强摹声：zao hedi fongfong ge，意思是：灶塘边很脏。
翁义钦、张立里夫妇与我如此谈余姚，是想转移我的心情。他们知道我家遭了大祸，爸爸早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全家衣食无着，而我是大儿子，要承担。每隔几天，翁义钦先生都会拉我到教师食堂吃饭，让我补充营养。教师食堂比我平日去的学生食堂要好一点，但也是一人一菜，很俭朴。翁先生几乎每次都给我买一盆“大葱炒猪肝”，在当时算是最好的了。
有一次，我们两人并排坐着吃饭，翁先生突然站起来给我介绍一位外文系教师，说他也是余姚人，正在参加编英汉词典，叫陆谷孙。陆先生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我问他们词典编写组在哪间宿舍，心想什么时候去找他，说说灶塘边脏不脏的事，但主要是编写《世界戏剧学》时有一些英语翻译上的疑难想去请教。但听起来，他们的词典编写组设在校外，好像是在淮海中路，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离复旦大学很远。
后来在图书馆又见到过几次陆先生，但都是他与几个人一起来的，我与他打了招呼，却不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世界戏剧学》的事，因为当时编这样的书还是犯忌的。
三
与陆谷孙先生的正式交往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时，“文革”结束已经有七八年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世界戏剧学》也早已出版，并获得了全国大奖。但当时各单位还在忙着安排老干部、老前辈，作为青年教师并没有地位。那天，院部通知我，有一位加拿大的戏剧专家要访问学院，由几位老干部接待，但翻译人员提出，有一些戏剧学的专用词汇他翻不出来，希望我能到场帮助。于是，我就与翻译人员一起，坐到了沙发背后。
加拿大的专家来了，居然是一位华人，讲一口流畅的汉语，根本用不着翻译。我发现，陪着这位加拿大专家来的，就是陆谷孙先生，但他并没有注意到沙发背后的我。
那位专家与老干部谈不起来，客气地胡扯了一会儿要起身离开，便与主人一一握手告别。最后，出于礼貌又与沙发背后的翻译人员和我来握手。我在握手时也出于礼貌，轻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没想到那位专家突然停住，请我再说一遍。
“你，就是那部巨著的作者？”他夸张地问。
我点了点头。
“为了找你，我跑了半个地球！”他更夸张地提高了声调。
然后他转身向陆谷孙先生介绍了我的《世界戏剧学》，句句都是我承受不住的赞美。
陆谷孙先生当时还没有读过《世界戏剧学》，却立即认出了我，握住我的手说：“哈哈，是你！”又转身对加拿大专家说：“这是我的同乡兼老友，今天你没有白来吧？”
“没有白来，没有白来！”专家一个劲地笑。
其实，这些年我早已从复旦大学一些朋友那里知道了陆谷孙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他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出版后，国内外反响热烈，一九八二年八月他又与北京大学杨周翰先生一起到英国参加莎士比亚国际讨论会，他发表的演讲广受各国专家好评。各国专家惊讶，这位中国学者并没有出国留过学，为什么能讲这么漂亮、典雅的英语，而且又掌握了那么多国际性的专业资料？
当然，我也听说了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到复旦大学听了他用英语讲授莎士比亚的课。这事影响很大，相当于中国领导人在外国听一个当地教师用流畅的汉语讲唐诗，还讲得抑扬顿挫、丝丝入扣。一问，他居然并未在中国接受过教育。无论如何，这是让人惊讶的。而且，里根是演员出身，当着他的面讲莎士比亚，十分刺激。
那位加拿大戏剧专家自我介绍时说了一个比较通用的名字，听了也没怎么上心。陆谷孙先生回去后倒是仔细读了我的《世界戏剧学》，开始与我认真交往起来。他告诉我，他很快要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到美国研修一年，问我今后有没有兴趣也沾一下富布赖特的边？
我说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我手上有三部写了多年的学术著作要结稿出版，忙不过来。
记得他逗留在美国的时间，是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这期间，我的那三部学术著作《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都一一结集出版了。这很不容易，因为这些著作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挑战性，但在内容上却比较彻底地改写了原来全国推行的权威教材和“部颁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人文思维，建立了自己的结构。因此，出版前几乎每一轮审稿都难以通过。但是，这真是可爱的八十年代，在一片除弊立新的激情中，一切障碍都快速排除，这些著作不仅出版，还不断获奖。加上以前那部在灾难时期动笔的《世界戏剧学》，我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文化部联合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由于全国一共才十五名，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十五名中，我最年轻，但也已经三十九岁。国家原想在“中青年专家”的范围内评选，却由于十年浩劫的耽误，都超龄了。
我从北京领奖回到上海，就收到一封有趣的短信，开头只是大大地写着“名至实归”四个字，下面却用漂亮的英文字写了我所获得的称号的准确译法，说是供我在印名片时采用。署名是“谷孙”，我这才知道，他从富布赖特回来了。
四
从美国回来的陆谷孙先生，在当时的重要性已经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被历史放置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地位上。
这是因为，到了一九八五年，谁都看出来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势头已不可逆转。因此，英语已经从一种技术性工具上升为世代性文化。文化总要寻找代表，通观海内外，能够把英语文化和中华文化精密熔铸的当代权威是谁？
面对这个躲不开的问题，人们也许能举出几位年迈前辈的名字，但这些可敬的前辈留下的，主要是精致的小文化，而不是普及的大文化。哪像陆谷孙先生，凭着几乎无远弗届的《新英汉词典》，成了当代无数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日夜导师”。反过来说，编英汉词典的专家也不少，却又有谁像他那样，长期在名校的讲坛上娓娓品谈英美散文、莎士比亚，主持系列讲座而风靡全校？
因此，陆谷孙先生成了一个很难替代的文化代表。
把一个外文系教授说成是文化代表，往往是就外文而言的，但陆谷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浸润，使他具有了“双重代表”的身份。依我的观察，他除了对中国传统的人格风范有一种整体亲近外，还受到了清中期以来江南名士笔墨和五四以来京沪文人随笔的深刻影响。在中文上，他恰恰与那些“洋派文风”沾不上边。这一来，他在“双重代表”的身份上，显得两相纯粹，相得益彰。
这样一位文化人，即使不是出现在一个文明古国突然开放时期，也会是杰出的，何况他恰恰碰到了这样的时期。他面临着自己的前辈和学生都不可能遇到的景象：一条条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线索都飘到他跟前，在他的衣扣上打了结。例如，他经常告诉我：梁实秋编的《远东汉英大辞典》由于年代久远需要修订，集团老板找到了他；甚至，有国际宗教团体与他商量，能不能用最标准的中文来重译《圣经》……其实很多事情都难以实现，但历史出现了各种可能，都在向他招手。
五
飘到眼前的，还有其他一些线索，也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不同空间。
例如，海外的华裔学者很不习惯中国大陆出现了水准高于他们的英语专家；国内的教学界同行很不习惯那么多荣誉集中滑向几个年纪不老的教师；其他辞书编写者不相信这部词典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居然没有炒作行为；出版社和相关单位永远在苦恼该不该向辞书编写者支付相应的高额报酬……
这些问题，现在说起来轻松，其实每次出现时都让人相当郁闷。
有一次，陆谷孙先生与我高兴聊天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放低了声调，换了不悦的语气。他说，有几个人一直在向上面写控告信，说《新英汉词典》是在“文革”中编成的，是“文革”产品。有人更是一条条地举报，例句里有一些当时的语言。因此，一九八五年出“增补本”时不得不在书前声明“更换了政治思想内容明显不妥以及语言上有缺陷的例证”。陆谷孙先生说，这些控告者，就是在“文革”中控告我们“收罗大量西方语言垃圾”的人。
我一听就笑了：“对，就是这批人！我在灾难中编写的教材《世界戏剧学》，也被揭发是‘文革’写作，揭发者就是当初反对复课、反对编教材的人。但我绝对不与他们啰唆，因为他们成不了气候。”
我当时很乐观，却没想到过了一些年他们还是成气候了，而且把我当作了一个箭靶，捏造所谓“文革”写作，却不说写了什么。
当时我并没有这种预感，只把话题引向了陆谷孙先生在香港遇到的一些不愉快。好像是一家出版社邀请陆先生去的，但他们并不清楚陆先生的高度，只让他做一些翻译、编写之类的普通事务，却不让别的文化单位接近陆先生。如果被邀请一次，还要来克扣报酬。
我告诉陆先生，当时我也在香港，在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却不知道他在受气。香港有些教授当时面对大陆学者颇为趾高气扬，可惜让我瞟见了，他们的书桌上都放着陆谷孙先生编的词典。有一次一个香港教授对我们显摆着中英文混搭的奇怪语言，还装模作样地拍拍书桌上的词典，证明自己言必有据。我看不过，便轻声插了一句：“这词典是我的朋友编的，还好用吗？”
“你朋友编的？”那教授非常奇怪，但刚才那种架势显然被压下去了，讲话时再也不夹带英文字。
陆先生一听便笑了，说：“感谢你问了一个好问题：还好用吗？代我向他征求意见。”这是陆先生在闲谈时惯用的“轻度反讽”。
我说：“香港教授里也有明白人，例如翻译家金圣华教授就诚恳地对我说，整个香港都编不出这样一部词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种种遭遇，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
所谓历史转折，必然带来一系列生态转折和目光转折，大家都不适应。不仅转折者不适应，而且旁观者也不适应。这中间，包含着大量啼笑皆非的事端，首先要让文化人的敏感神经来承受。文化人，也就在这种承受中完成了更深刻的自身转折。
在谈论不愉快的香港事件时，我曾向陆谷孙先生讲述了自己很滑稽的一些经历，以便让他在“同病相怜”中轻松一点。
例如，当时为了表彰我的所谓“重大学术成就”，上海市高教系统报请上海市人事局，为我连升两级工资，这事上海各个报纸都报道了。但事实上，我的工资也就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上升为八十七元人民币。不久我去香港，遇到一位与我同专业的教授，他的月薪是十五万港币。但他并没有写过书，他给研究生讲课用的教材，就是我的那几部学术著作。
在台湾就更好玩了。由于长期的政治宣传，那里在整体上看不起大陆文化。但是，在两岸尚未交流的时候，他们首先盗版的，就是我的那部《中国戏剧史》，却不注明作者的地域。后来交流了，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那里创造了最高发行量，甚至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时尚生活方式，叫作“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但他们始终无法相信，我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在大陆开始接受教育的。因此我在那里每次演讲都会挤进来几千人，他们想当面看看我的年岁，有没有“民国印痕”。
有一些更大的事情，使他们尤为讶异。例如，他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二十世纪几项最重要的考古发掘，都是在“文革”灾难中完成的，例如，兵马俑、马王堆、河姆渡、妇好墓，等等。在他们心目中，那十年，大陆人天天都在砸文物。
说了这种种事情，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在本性上是一种错位，与社会潮流错位，与政治运动错位，与四周气氛错位。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化，都是如此。我们过去习惯的理论正好相反，宣扬“文化呼应时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但那是“跟风文化”。
我看着陆先生说：“你和我，都不跟风，所以让大家有点惊奇。”
陆先生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文化就是错位，讲得好！我的老师徐燕谋、林同济、葛传槼都是一种错位存在，所以非同凡响。”
我说：“他们就像兵马俑、马王堆，出现得不合时宜，才让人眼睛一亮。”
后来我与他几度见面，还谈起过“错位”的问题。他一再说：“现在太热闹、太风光了，我不能顺着来，还是坚持错位，躲在一角安心编词典。”
六
我与陆谷孙先生交往最密切的，是一九八六年。
那年，以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为基地，筹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整个过程，都少不了陆先生这位真正的莎士比亚专家。上文已经提及，四年前他在英国伯明翰的莎士比亚国际讨论会上宣读的那篇论文《跨越时空的哈姆雷特》（《Hamlet Across Space and Time》），已经显示中国具有举办这项活动的资格。
当时处处贫困，活动余地极小，但我们却大胆决定要在这次活动中实现三种盛大的聚集——
一、让国际上绝大多数莎士比亚专业剧团全部聚集到上海，首先要把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请来；
二、让国内所有历尽浩劫后依然健在的老一辈莎士比亚专家，全都聚集到上海，包括被毛泽东点过名而长期入狱的《李尔王》译者孙大雨在内；
三、让国内一批优秀的地方戏曲剧种都移植莎士比亚，然后全都聚集到上海。
这几个目标，有一种“空前绝后的匪夷所思”，但居然全部做到了。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求助了外交部门，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陆谷孙先生。他调动了国际上的专业友人，他们比外交部门更知道专业上的高低。
第二个目标，我们咨询了曹禺先生和黄佐临先生，陆谷孙先生也通过杨周翰先生等前辈，转弯抹角地联系。多方努力，最后全都邀请到了。
只有第三个目标，与陆谷孙先生关系不大。
我印象最深的，是孙大雨先生的到来。因为是一个久困囹圄的教授，在那个年月有一种令人尊敬的高度。他的个子也确实很高，其他前辈专家在他跟前都有点畏怯。老诗人卞之琳够有名的了，那时也已七十六岁高龄，很想与孙大雨打个招呼，说几句话。孙大雨也看到了，却转过头去，完全不理。
我把这个情景告诉陆谷孙先生，问：“孙大雨先生和卞之琳先生是不是有过什么纠葛？”
陆谷孙先生说：“不太清楚，但孙大雨先生的特点是看不起大多数文人。他曾宣言，全世界英语最好的是两个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孙大雨。”
陆谷孙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模仿着孙大雨的口气，因此在说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时也用了一种漂亮而婉转的英语读音，以便衬托孙大雨的名字出场，而出场的名字却又读得故意低沉，听起来十分有趣。我估计，陆谷孙先生未必亲自听到过孙大雨先生这么说，而是听他的某位老师模仿的，而老师模仿时也用了漂亮而婉转的声调。
杨周翰先生与陆谷孙先生关系亲切，在整个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来了上海多次。杨先生如此高龄了还穿着牛仔裤，显得轻盈潇洒。我一看就笑了，因为当时上海的报纸正连续发表评论，呼吁年轻人不要穿牛仔裤，说那是“垮掉的一代”的象征。但眼前，巍巍教授穿到这个年纪，都没有“垮掉”。
“余先生笑什么？”杨先生问。
我不便说牛仔裤，就把话题扯开了。杨周翰先生早已读过我的《世界戏剧学》，我本想请教他，其中欧洲某些历史阶段的资料至今还没有翻成中文，不知有没有差错，但他说：“那些阶段反而不太重要，你的著作最有分量的，是对古代东方各国戏剧学的论述。”
莎士比亚戏剧节从筹备到举行的过程中，我知道了陆谷孙先生是懂得戏剧艺术的。他对焦晃、李媛媛主演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进行了发音腔调上的指导，使之更符合这台戏的国际气息，效果很好。他听到我表扬，便调皮地说，他在年轻时就在复旦演过《雷雨》，也算老演员了。
但是，说是这么说，陆谷孙先生更偏重的，还是学术上的莎士比亚，文本上的莎士比亚，而不是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或者说，更靠近歌德所说的适于朗诵的莎士比亚。难怪后来他还用歌德的一句话作为演讲标题：《莎评无尽》（《Shakespeare und kein Ende》,一般译作《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对于歌德式的莎士比亚和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我在《观众心理学》一书中有过专门论述。
对我而言，两头都有兴趣，但更偏重的是舞台上的莎士比亚。这种区别可以变得很具体，例如，这次由陆谷孙先生通过英国友人辗转邀请来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演出时居然男女演员一律穿当代牛仔装。这对陆谷孙先生来说实在有点不习惯，而我却激动不已。陆先生问我激动的原因，我说：“只有这种游戏式的穿越，才能证明莎士比亚的当代精神。”陆先生轻轻点头，但显然还是有不少犹疑。
同样，中国各地方戏曲剧种搬演莎士比亚，往往在时代背景、历史风格、人物定位上与原剧有不少差异，这也让陆先生皱眉。但是这种差异，反而验证着莎士比亚的博大，博大到有可能超越英伦文化，超越种种时空界线，就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描述过的醉意狂欢，从本质上合乎艺术的终极天性。
然而，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陆谷孙先生与我的分歧是必须存在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才符合多元文化的本义。因此，莎士比亚在复旦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本应是不同的形象。
让我高兴的是，在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整个上海的大街小巷都激动了。例如我看见某个晚上，著名导演胡伟民先生刚刚在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为越剧《第十二夜》谢了幕，立即要跨上自行车飞驰到黄河路的长江剧场，为话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谢幕。这还只是在说一个导演，而当时上海每夜演出的莎士比亚，总有几十台，台台观众爆满。全国戏剧界人士，都纷纷到上海观摩。上海市民更是倾心投入，通宵排队买票。我想不起此前和此后，国内还有哪次文化活动，在实际影响力上超过这十几天在上海的文化大聚集。
我是“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在戏剧节期间成立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陆谷孙先生任副会长，会长是曹禺先生。
七
也在一九八六年，由于国家文化部连续三次全院民意测验都名列第一，我被迫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本来我推拒再三，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胡志宏先生前来劝说：“经过十年动乱，各个文化教育单位都尔虞我诈，难得有一个人竟三次第一，你不为苍天为苍民。如果你同意，我申请调到你的学院，来做你的副手。”这话，实在有点难于抵挡。
我打电话与陆谷孙先生商量，他说他认识胡志宏先生，并不熟，但就凭那句不为苍天为苍生，就凭身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却要主动调职来担任你的副手，如果真的做到了，就可以担任。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使我最终接受了任命。胡志宏先生果然来了，担任书记，但当时高校的体制是校长负责制，书记只是配合，而我们两人又亲如兄弟，毫无矛盾，工作极有效率。正是效率，使我把繁忙当作了乐趣，原来的老友已经没有时间交往。
但是，终于有一件难事，要麻烦陆谷孙先生。
我们学院有一位老教师，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留学回来的，据说回来时与钱学森先生坐的是同一艘轮船，因此资历足够。但是，直到我担任院长，他还没有评上副教授。这好像是太怠慢他了，旁人一听都会为他叫屈。我亲自查了他的专业档案，发现他几十年来既没有上过课，也没有写过书，更没有排过戏，只留下一些凌乱的英文笔记，装订成册。我翻了一下，那些英文笔记也只是一些片断抄录，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麻烦的是，他几十年来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控诉自己在职称上的不公平待遇。哪位领导最大，就写给哪位。
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人员一看是耶鲁的留学生，与钱学森一起回国，都当作一件大事，立即批复督办。这些批复，一看能吓人一跳，因为毛、刘、周的办公室都有，我收到的，发自邓的办公室。
我研究了整个过程，突然对我的历届前任院长产生了某种感动。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副教授”职称么，且不说耶鲁、钱学森了，就看那么多最高领导办公室的批复，竟然都一步不让。他们对教师资职的坚守，令我佩服。这事拖那么久了，应该在我手上做一个了结。
我想，这件事情的混乱，在于一连串的外在重量，我们应该全部搁置，直取核心。核心很小，就是那一册作为唯一“业务成绩”的英文笔记。我已经翻阅了，但我这个院长的分量还不足以对峙耶鲁的学历。因此，应该由公认的英语权威人士对这册英语笔记做一个明确鉴定。以后再有上级的批复下达，就把这个鉴定拿出来。
这位权威人士，当然就是陆谷孙先生。连美国总统访华时都乐颠颠地来听他的课，耶鲁的学历又能怎么样？
我立即给陆谷孙先生打了电话，只说请他参加一次特殊的评审，却没有说具体情况。他立刻回答：“院长有召，敢不从命？”
我随即吩咐教务长临时组建一个由陆谷孙先生挂帅的专项评审组，再从两所不同的大学找两位懂戏剧的英语教授，一起参加。
由于多时未见，那天我见到陆谷孙先生分外亲切，他也对我的工作、身体问长问短。评审开始后，当时出现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工作人员把那册英语笔记递给陆先生，陆先生郑重地打开。但是，看了几行，便抬头看了一眼我们学院的教务长，然后就急急地翻页。翻页不久又翻页，越翻越快，最后合拢笔记，对教务长说：“英文材料不用看了，只能算作零，看中文材料吧。”他边说，边把那本英文笔记递给另外两位教授。
教务长则告诉陆先生：“没有中文材料。”
“没有中文材料？就凭这本东西？”陆先生深感不解，就转过身来看我，我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介绍了一下。
正好另外两位教授也把那册英语笔记翻完了，说：“不要说观点，连完整的句子都很少”，“想找一段短文都找不出来”，“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
于是，我对陆先生说，请他们做一个明确而又简短的学术鉴定。
陆谷孙先生二话不说，就要了一张白纸写了起来。写了大半页，递给另外两位教授过目，然后，三位一起签字。
这下，我就站起身来对三位教授深深道歉。他们那么远的路赶来，只是看这么一份东西，真不应该，但他们的鉴定，实在是解决了我们学院几十年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我还对教务长说，可以把这份鉴定书给那位先生过目，并告诉他签字教授的单位和身份，顺便送一本陆谷孙先生编的英汉词典给他。
果然，那人再也不向中央写控诉信了。
八
此后，我与陆谷孙先生的联系越来越少。原因是行政工作有一种很难摆脱的自身逻辑，就像已经转动起来的大水轮，上面的水流时时不断地冲灌下来，下面的轴盘和石磨一刻也不能停息。如果见了老朋友，匆匆招呼后又匆匆离开，反而会让朋友生疑，那就不如不见，等待余暇的出现。只是，余暇一直没有出现，时间一长，觉得再见面也不知从何说起了。
但是，陆谷孙先生的形象却经常出现在眼前，这有一个具体原因，那就是我还经常在用他的词典。每次合拢词典时，总会想起他几次对我说的话：“一个个单词，都是我一根根白发换来的，你看我，已经彻底白头，就像头上顶着一部抖落了文字的空词典。”
我经常想，此刻，他还在编。他对我说过，《新英汉词典》还是太小了，应该大大扩充，同时，还要编一部像样的汉英词典。这么热闹的天地，他仍然安静地躲在一角，坚守着我所说的“错位”。他的这个形象，一直提醒着我。我暗下决心，要尽快辞职，也去做一件“错位”的大事。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在一大堆更高的职位向我招手的时候断然辞职，辞了整整二十三次才被批准。辞职后独自一人去了西北高原，开始对所有重大的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我在这之后的长年处境，比陆谷孙先生编词典更冷僻、更孤寂了。
没想到，冷僻和孤寂换来了两番奇异的火烫。第一番火烫，是我在考察途中所写的书籍在海内外空前畅销；第二番火烫，是辞职和畅销所带来的名誉，引发了空前的诽谤。
一个遭受诽谤的人，想得最多的不是诽谤者，而是朋友。知道朋友一定看到了诽谤，却不便来询问，而自己也不便去解释。最好的朋友会设法来安慰，却又怕不适当的安慰伤及对方自尊，真是千难万难。
终于，我家的电话响了。陆谷孙先生在千难万难中要向我送话。他只是平静地说：“秋雨，请听我读两句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完，电话就挂了。
他明白，我不愿意向他解释什么，因此免去了我的回答。
几个月后，他还来过一个电话，估计又读到了几篇诽谤文章。他重复着上一个电话：“秋雨，记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次，他连猴儿也不提了。
他没有让我在电话里回答，我就采用了另一种回答方式，那就是连续不断地发表新作品，让他觉得，我连关注诽谤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这倒是事实，我从来不读那些诽谤，心情比他想象的要轻松得多。
九
终于接到了他不必再借用唐诗的一个长长的电话，那已经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了。他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英汉大词典》已经编出来了，他要送我一部；二是他在复旦大学主办了一个叫作“白菜与国王”的名家讲座，让我一定要去讲一次。
“白菜与国王？这个名称很有童话意味，对演讲有特殊要求吧？”我问。
他说：“这名称确实来自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趣而已，对演讲没有特殊要求。据说这些年我们复旦请你来演讲，好几次都被你拒绝了，他们打听到我们是老朋友，要我出面，我拍了胸脯。”
当然，我不可能拒绝他。
说起来，我与复旦大学有很深的缘分。前面说过，在灾难时期，我在复旦图书馆外文书库收集了不少《世界戏剧学》的资料，又拥有翁义钦先生这样每隔几天让我饱餐一顿的朋友。新时期开始以后，我在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直接破格升任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这种破格升任需要有最高学术层级的强力推荐，我的推荐者除了王元化先生外，其他几位都是复旦教授，例如蒋孔阳先生、伍蠡甫先生等。后来，我又担任了复旦大学美学专业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因此，每有复旦邀请我演讲，我总是欣然前往。
复旦学生对我更是热情，每次演讲都人山人海。有一次演讲后还是六名保安人员把我从人堆里抢救出来的，我那时已被挤倒在地下动弹不得。后来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每次演讲都选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问了熟人才知，那一天复旦学生必定会举行纪念抗日的游行，学校怕失控，就用我的演讲来“转移情绪”。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我的演讲不应起这种作用，所以开始婉拒。
陆先生邀我演讲的时间是六月份，他又不可能有什么“转移”的企图，我就去了。演讲是陆谷孙先生亲自主持的，他的出场已经引来欢呼和掌声。我因为多年不来，学生当然也热情得出格。记得陆谷孙先生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的事实证明，确实再也不能请余先生来演讲了。”
过了两年，我又收到陆谷孙先生的电话。他说：“复旦总想与你有更多的关系，但你总是推推托托。这次，是杨福家校长亲自找到了我，他想请你吃顿饭，由我作陪，希望由校长直接续聘你为兼任教授，你以后就不好再推托了。”
那顿饭就是三个人，谈得很开心。吃了一会儿，杨福家校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份紫红丝绒面的聘书，站起来交到我眼前。我也立即站起来，搓一搓已经油腻了的手赶快接过。陆谷孙先生笑着拍了三下掌，算是完成了一个仪式。
接着又坐下吃饭，陆谷孙先生向杨校长介绍了我以前的那个说法：文化是对社会潮流和政治运动的错位。杨校长听了点头，但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愿意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充分一点。当年胡适之先生把新文化运动分为谈“主义”和谈“问题”两派，他自己是“问题”派。但是，真正的文化是连“问题”也不谈的，只着力基础建设。“主义”和“问题”，在文化上都只是潮流而已，哪里比得上基础建设？
我说，陆谷孙先生编了一部又一部大词典，就是基础建设。我的学术著作、文化考察，也算是基础建设。在很多人看来，我们那么多年既没有惊世观点，又没有尖锐批判，是落伍。他们不知道，我们选择的文化，就是一支安静的笔，是一双孤独的脚，却又庞大到永远无法完成。无法完成，还不离不弃。
杨校长说，在这方面，复旦的理工科比较好，文科就比较闹。
我说，最近几年我也发现，复旦文科的一些毕业生在上海和广州的报刊上太热衷谈“问题”了，其实只是小圈子里的互相喝彩，又越谈越乖戾。应该让他们学习陆谷孙先生和章培恒先生，投入基础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少的是基础。
陆谷孙先生在一边附和我，说：“确实，复旦浮躁了，严重浮躁了。”
那次聚餐告别时，陆先生还问候了我的妈妈，他还记得那个电话。
十
在那次三人聚餐后不久，我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文化考察。那就是几度贴地穿行几万公里，寻访人类一切重大文明的遗址。那些地区集中着大量恐怖主义武装，处处都有生命的危险，我是国际上第一个走完全程的文化学者。由我取得这个资格具有文化上的合理性，因为我背靠的中华文化是曾经与那些重大文明共存于世而又至今未溃的唯一幸存者。然后，我又走遍了欧洲文明的任何一个穴点和拐点。全程都有文字记录发表，走完后又到联合国和美国各大学演讲，报告我的考察结论。
在这个漫漫长程中，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复旦大学探望陆谷孙先生。
从表面看，他埋首词典，我纵横万里，完全是两种风范。其实，我在惊悚不已的陌路，在不知停步还是前进的关口，脑子中老是会蹦出陆先生所喜欢的一些英语短句。例如count myself king of infinite space、across space and time，等等。是啊，空间，没有边沿的空间，我为什么不能自命为空间之王，还连带着时间？自许，自认，然后横穿一切，这是他内心的声音，我正在远方步步实践。
我离开那个既装腔作势又不肯吃苦的文化圈子越来越远了，觉得神清气爽。相比之下，素来安静的陆谷孙先生似乎越来越忙了。他淡泊名利，但是，一直有那么多重大奖项、教育职务、紧要翻译追踪着他。他是一个“耳顺”了的大好人，很难拒绝，只求在热闹中保持一份人格独立的风骨。这很不容易，但他做到了。
繁忙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有一年我和杨福家校长一起被澳门科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两人见面后一算大吃一惊，居然离那次三人聚餐已经过了整整十二年。
我向杨校长道歉，自从那天他发给我聘书之后，我仍然没有为复旦做任何事情，因为一直身在万里之外。杨校长笑着说：“这我就管不着了，早已不做复旦校长。”我知道他到英国一所大学做了校长，顺便就问起在那里的治校方式。杨校长说：“没有专业问题，只有语言问题。我的英语，说比听容易。说，可以捡自己会的说，听就没谱了。”一提英语，立即又想起了陆谷孙先生。
杨校长说：“陆先生正赶着编写《中华汉英大词典》，又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基础建设。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再找机会聚聚吧。”
但是，想聚就聚，是要有条件的。例如，一要年轻，二要不忙。上了年纪的忙人，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
我与陆谷孙先生，曾经如此友好，后来那么多年，彼此老挂念着，却很少有机会见面。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然而，文化不死，他一直在我的书架上。
他曾说，词典上的一个个单词，都是他用一根根白发换来的。他还说，他的满头白发，是抖落了文字的“空词典”。黑的字，白的头发，交错在一起，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黑白恍惚的面影，抽象地在书架上沉默。
这个面影，捂住了一层层漂亮的伦敦口音、上海口音、余姚口音，却不再作声。不再作声，也不再苍老，但应该还有灵魂。
在这里，不妨重读他身前写下的一段话：
有时感到自己肉身可以留在地面，元神可以跳到太空，悬停上方，俯视人间……
那么，在他的那些词典和书籍间，必有元神在俯视。我每次在书架前抬头，总会让目光稍稍停留，体会生命的短暂和悠长，感叹友情的坚实和凄伤，领受文化的冷寂和悲壮。
